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 (四):公民抗命必須非暴力?


什麼是非暴力?公民抗命是否必須非暴力?高舉非暴力是為了確保公民抗命的正當性,還是它在策略上是必須,還是兩者兼備?

「公民抗命」與「非暴力」的定義問題
有些論者認為,「公民抗命」從定義上就包含了「非暴力」這個概念。因為公民抗命的「公民 (civil) 」本身就包含了「文明」的意思;但這個說法要能成立,必須斷定暴力必定是野蠻、不道德;然而,暴力不一定野蠻與道德,例如正當防衛中使用的恰當暴力就具有正當性。

有些論者則從現實角度主張,公民抗命不應該包含「非暴力」這概念;因為暴力傷害並不只包括身體上的傷害,還有削弱別人的自主與精神上的減損。而公民抗命的聚眾抗爭將無可避免造成一些人的心理傷害。所以,如果將「公民抗命」界定成非暴力的運動,實踐上是自我挫敗的。

不難發現,上述的爭論源於如何界定「暴力」:心理傷害算不算暴力?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他人財產損失算不算暴力?言語上的辱罵算不算暴力?激烈的肢體反抗算不算暴力?強制性的壓力施加算不算暴力?破壞公物算不算暴力?

如何回答「暴力」的定義問題,將會引導我們對公民抗命的正當性與策略性有不同的理解與分析。即是說,我們應該如何界定「暴力」,視乎我們如何界定公民抗命的正當性本身。因此,在本文裡,我將拋棄傳統對公民抗命的理解,不把「非暴力」落入公民抗命的定義之中,也不對「暴力」作具體的定義,而是以正當性與策略性為基準,從不同暴力的面向去分析公民抗命的非暴力難題。

羅爾斯的非暴力觀點
之前的公民抗命系列文章,都是以羅爾斯的觀點為主軸;所以,今次我也會先以他的觀點檢視非暴力的問題。

在羅爾斯的定義中,公民抗命本身就包含非暴力:「透過公開、非暴力、違法的方式來改變法律與政策的社會運動。」羅爾斯為何認為公民抗命必須是非暴力?

羅爾斯基本上是從三點去論證。第一,公民抗命與軍事行動或暴力革命有根本性的不同;第二,公民抗命的核心概念是道德說服,而不是以暴易暴;第三,公民抗命的正當性來源於對法律體系仍然表示尊重,非暴力是當中的重要指標。

公民抗命與軍事行動或暴力革命的區別
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與軍事行動或暴力革命有根本性的不同,必須區別開來。因為,後者是一種推翻極不正義制度的手段;而前者是在一個接近正義的社會裡,當發生嚴重侵犯正義之時採用的手段。

所謂「接近正義的社會」,是指這個社會基本上(在某個程度上)尊重人民的自由、具有法律與憲法保障,具有基本的自由民主特徵,而不是由獨裁、專政的政府把持的社會。

那麼,我們很容易明白羅爾斯為何認為公民抗命是非暴力。因為在一個接近正義的社會裡,當違反正義的法律或政策出現時,我們還有可能通過其他途徑把它糾正過來,而不需要使用暴力。即使公民抗命作為最後手段,它也應該是非暴力的,因為暴力手段唯一正當的可能,是人民受到嚴重的人身或自由侵犯的時候。由於我們不是身處於極不正義或戰爭狀態的社會,並沒有受到嚴重的人身或自由侵犯,因此不能像戰爭狀態中使用暴力手段去進行還擊。

但這個論證至少有兩個缺陷。

第一,這世上並非只有「接近正義的社會」與「獨裁專政的社會」,不少社會都是遊走在這兩者之間,譬如香港,它具有成熟的法律體系,對人民的基本自由也有基本的尊重,但它沒有民主普選,自由與法治的保障也愈來愈萎縮,嚴格來說,它並不屬於接近正義的社會,也不屬於獨裁專政的社會。香港人為了爭取民主普選──在羅爾斯看來選舉權是基本人權──而發動公民抗命,是否可以使用暴力反抗,羅爾斯並沒有論及。

第二,羅爾斯在此處所提及的「暴力」,似乎是指不應該殺死對方、嚴重傷害對方或禁錮對方等等的嚴重暴力行為。但是,我們一般都會同意這種嚴重暴力行為是錯誤的;公民抗命者也大多不會採取這種行動。而且,當參與者採取如此嚴重的暴力,那麼他們已經迫使自己進入某種戰爭狀態,而不再是進行公民抗命。

因此,有關公民抗命應該是暴力還是非暴力,真正爭議往往不是討論嚴重暴力行為,而是其他暴力的面向,譬如在公民抗命之中,假如警方或其他人對抗命者進行身體暴力,參與者是否應該使用適當的暴力自衛還擊呢?

公民抗命可能的暴力面向
為了讓我們能夠更清晰瞭解現在的討論範圍,我把公民抗命可能出現的暴力情況分成以下幾類:
A.      嚴重侵犯他人的身體或自主(例如殺害或禁錮他人)
B.      主動與直接侵犯他人的身體或自主(包括侵犯他人的財產自主權,例如搶錢、破壞商店、私人車輛)
C.      刻意破壞公共設施(例如破壞醫院、發電廠、政府機構裡面的設施)
D.     間接侵犯他人財產(公民抗命導致各方面的經濟損失)
E.      為了佔領成功的破壞行為(例如破壞佔領地的門窗而能夠進入佔領地、衝擊鐵馬而衝破封鎖線)
F.      以自衛為原則的暴力(例如當警方暴力相向,使用暴力防衛)
G.     語言辱罵與精神上的傷害

在公民抗命運動裡,原則上, A 是最難被證成為正當的暴力,然後證成要求按序地逐漸下降,也就是說, G 最可能被證成為正當的暴力。

如果羅爾斯上述的論證是正確的話, A 至 C 即是不正當的暴力( B 和 C 可以通過類似上述的「自主性權利」來論證)。換言之,公民抗命不應該進行 A 至 C 的暴力行為。 D 和 E 的正當性問題比較複雜與獨特,我將會在下篇文章討論它們。 F 至 G 的正當性似乎最有可能被證成,羅爾斯上述的論證暫時無法排除 F 至 G 。

不過,羅爾斯的非暴力理念應該是完全排除所有身體暴力,即 F 是不被容許的,即使它以自衛為原則也好。對此,也許讀者覺得羅爾斯有種莫名其妙的「反暴力」潔癖,畢竟自衛是連法律上也容許的事情。但在我們覺得他的論點有違常理之前,先冷靜地檢視他的論點是否真的毫無道理可言。為了論及這點,我們先從公民抗命歷史上的典範來理解羅爾斯對非暴力的想像。

非暴力公民抗命的歷史典範
在歷史之中,甘地的獨立運動與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可算是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典範,人們提到非暴力抗爭,往往都會提到這兩者。

甘地一生都在宣傳非暴力,以此為最高法則對抗英國殖民統治,即使當時受到嚴重的打壓,他還是不主張用暴力革命去推翻政府。他有一段話非常深刻且具感染力:

你也許會說,不會有「非暴力反抗 (non-violence rebellion) 」一詞,歷史上還找不到這樣的非暴力反抗。那好,我的抱負就在於提供這樣一個先例。我的夢想就在於我的祖國能夠通過非暴力而獲得自由。我願意對著這個世界無數次地重複一點:我不會以犧牲非暴力的代價來換取國家的自由。

甘地認為,只有通過非暴力才能彰顯目標的偉大以及實現自由的價值,雖然非暴力並不容易,但只有完全實現它才能達到真正的自由與民主,他說:「一邊是真理與非暴力,一邊是錯誤與暴力,在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調和的餘地。」

另一個偉人馬丁路德金認為,對於不義之法和壓迫,人們有三種方式來回應,一是沉默,順從命運;二是暴力,訴諸身體暴力和腐蝕人心的仇恨;三是非暴力抵抗,它是沉默與暴力之間的調和。馬丁路德金主張沉默與暴力並不道德,也不能解決問題,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非暴力。

馬丁路德金認為,不論擁護暴力和反對暴力的人,都會承認「受苦」具有強大的社會力量,只是他們對「受苦」的理解不同。擁護暴力的人會認為,受苦之所以擁有力量,是因為他們相信可以通過令對方受苦而迫使對方妥協;而反對暴力的人則認為,受苦之所以擁有力量,是因為參與者甘心接受加諸於自身的暴力,從而令社會人心改變。

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張可以整理為如下:
1.      非暴力抵抗並非代表懦弱,它實情是一種反抗。
2.      它並不企圖打敗或羞辱對手,而是要贏得他們的友誼和理解。
3.      非暴力反抗的是罪惡的來源,而不是行使罪惡的人。它所尋求的是打破不正義的制度,而不是打敗這一制度中的人。
4.      反抗者甘願受苦而不會報復,甘願挨打而不會還擊。
5.      非暴力要抵抗的不只是身體上的暴力,還包括精神上的暴力,因此非暴力包括不仇恨對手。
6.      非暴力反抗者深信世界是站在正義那一方。

公民抗命的核心概念在於道德說服,而非以暴制暴
我們可以看到甘地與馬丁路德金的「完全非暴力」思想包含了很多美德,諸如非仇恨、包容、愛、對正義追求的渴望等;但問題在,打不還手、對別人的暴力仍然保持非仇恨的包容與愛,這種想法縱然極為偉大,卻不能成為要求人們必須遵守的道德義務。

馬丁路德金在其經典演說中提到另一個支持非暴力的理由:

我們將不服從不公正的法律,不屈服於不正義的實踐。我們將會和平、公開、樂意地做這件事,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說服。我們採取非暴力的手段,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一個自身和諧的社群。我們將嘗試用我們的話來說服。但如果我們的話無效,我們將嘗試用我們的行動說服。我們總是願意對話和尋求公平的妥協,我們準備忍受必要的痛苦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去證明我們所相信的真理。

羅爾斯便是承繼了馬丁路德金和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主張公民抗命的核心概念是道德說服,而非以暴制暴。正如前文所言,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的正當性來自於抗命者訴諸共同的正義觀(譬如社會契約訂下的正義原則)。公民抗命者必須在公共空間裡通過公開的道德說服與辯護,以證明自己的抗命行為具有正當性。因此,公民抗命必須是非暴力的,因為暴力行為將會影響道德說服與溝通的品質。

羅爾斯這裡的推論建基於兩個前提,一是公民抗命的核心概念是道德說服,二是暴力行為將會影響企圖道德說服與溝通的品質。不過我認為這兩個前提都有各自的缺陷。

首先,雖然我們可以承認公民抗命的核心概念是道德說服,但歷史上的公民抗命往往並不只是純粹的道德說服,而是包含了某種強制性的政治壓力,而且也不如人們想像般完全非暴力。

譬如 1963 年,馬丁路德金與一班黑人成群進入當時法律不允許他們進入的商店、餐廳等處靜坐與遊行示威,當時一些商店無法營業,交通嚴重堵塞。警察與示威者最終發生了激烈衝突,大批的示威者被捕,包括馬丁路德金自己。馬丁路德金事後提到:我們必須組織和平卻激烈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藉此製造一種「有建設意義」的緊張氣氛,以戲劇化方式顯示種族歧視的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籍此打開談判之門。

其實上述的情況不難理解。如果公民抗命只是純粹的道德說服就能達成目的,那麼抗命者基本上不需要付出違法的代價。當公民抗命者佔領某個地方,他們就是把自己與對手放進了某個強制性的狀態:對手或是讓參與者繼續佔領地方,或是用力量(暴力)把你們驅趕出去。因此,公民抗命包含了很明顯的強制性手段,公民抗命者自己也深知這點:他們是要得到大眾關注,同時向社會施出實質的壓力,運動才能發揮實質的政治作用。

其次,暴力行為並不一定模糊抗命者企圖進行道德說服與溝通的品質,譬如少量暴力的行為將可能引發大眾對運動的更大關注,願意開始嘗試瞭解運動的起因與目的,結果可能是有助於道德說服工程;抗命者使用輕微的暴力與破壞行為阻止警方的驅趕,也可以顯示出他們對自己的政治信念抱持認真而堅定的訴求。

由此可見,即使我們承認公民抗命的核心概念在於道德說服,而非以暴制暴,但公民抗命並非純粹的道德說服,暴力也不一定與道德說服互相衝突。即使暴力真的會影響道德說服與溝通的品質,也需要視乎暴力的形式與量度,以及行動者的宣傳與溝通策略。

非暴力是公民抗命者仍然願意尊重法律體系的重要指標
不過,羅爾斯還有另一個論點支持完全的非暴力。如前文所述,羅爾斯論證公民抗命需要忠於某種法律或憲法的範圍,使行動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才具有正當性。

羅爾斯認為,僅通過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才能凸顯公民抗命與其他鬥爭、破壞、武力行為不同,如果抗命者使用暴力與傷害的手段,不以和平良善的方式表示自己的道德訴求,那麼這個行為基本上是挑釁性的,與要求人們必須保障他人免受傷害的法治精神嚴重抵觸,因此暴力的公民抗命是對法治精神的極不尊重,故而不具有正當性。

其次,抗命者為了對法律體系表示基本的尊重,他必須承擔違法的可能後果。因此,當執法者以合法的暴力手段去驅趕或阻攔抗爭的進行,抗命者應該願意承擔這種後果才對,而不應該進行暴力還擊。

我接受公民抗命必須對法律體系表示基本的尊重,否則它的正當性難以證立。不過,這最多論證了抗命者需要容忍執法者使用適當暴力對自己進行驅趕或阻攔,如果警方使用過度的武力(譬如打到示威者頭破血流),這表示警方的行為已經超出法律所給予的權力範疇,那麼警方此時與一般人的襲擊舉動並無差別。因此,如果此時示威者使用合理的武力進行自衛,將會如同一般遇到侵犯行為進行正當防衛一樣,是可被允許的。

但同時候,自衛原則能夠成立的條件是它作為自衛時無法不採用的手段。因此,即使示威者受到不合理的對待,應當時刻保持極度的克制,即使進行正當防衛時,也是以能全身而退為目的,而不是對執法者主動進行武力還擊 — 除非執法者的暴力手段是嚴重侵害你的人生安全或自主,譬如有可能導致你喪命與重傷,但這種極端情況除了在極權國家中發生,其他較為文明開放的國家很少會出現,所以在此並不討論這極端情況。

因此,以自衛為原則的暴力 (F) 是可被道德允許的,但必須滿足兩個前提:(1). 執法者明顯地使用過度的暴力;(2). 肢體的反抗必須作為自衛時無法不採用的手段。不過基於維持公民抗命裡道德說服的品質,以及策略性的考量,公民抗命者是否應該消極而盡量不使用 F ,即要取決於參與者的自主選擇。

非暴力的策略性考量
在上述的討論裡,基本上我是圍繞著「正當性」去討論公民抗命的非暴力問題,因此上述論及的「應該」是「道德上的應該」。以下討論的角度,我將會以策略上的考量去分析公民抗命應否非暴力,因此這個「應該」是有關於「策略上的應該」。

在策略上,我認為公民抗命以非暴力為宗旨,至少有以下的好處:
1.      道德感染力。一般民眾對暴力都是深深厭惡,即使是以正義為理由,民眾普遍都拒絕以暴力的手段爭取。因此以非暴力精神去作抗爭,將比暴力精神去抗爭,更能吸引民眾。
2.      非暴力的抗爭,將令當權者不能以「抗命者先進行暴力」為藉口,運用暴力手段攻擊抗命者。
3.      如果以暴力為抗爭手段,不難預料政府將會出動強大武裝力量進行鎮壓。抗爭者將要以自己最弱一面去對抗政府最強的一面,贏面較低。
4.      非暴力能夠避免模糊抗命者發動運動的目的,例如避免政府以「抗命者暴力」為理由轉移大眾視線。
5.      任何社會運動都有爆發暴力的可能。完全的非暴力是對雙方(執法者與示威者)的自制與紀律有極高的要求。只要一些人個別地冒險行動,就可能刺激警察的過火反應,或是一個警察的過激或魯莽行為也可能引起混亂。強調與要求非暴力將能盡量減低暴力出現的可能,而暴力行動卻保證錯誤暴力的發生。

基於 (1) 至 (5) 的考量,我認為非暴力抗爭更能吸引民眾參與,也是策略上最好。同時,雖然我在上面論證了以自衛為原則的暴力 (F) 可被道德允許,但基於上述的分析,我主張抗命者(策略上)應該消極而盡量不使用 F 。(注:由於這是「策略上的應該」,因此如果「消極而盡量不使用 F 」的選項在當時無法有助於達成目的,人們就不需要這樣做。)

不過我還是必須提出,公民抗命總是難免有暴力的情況出現,正如 (5) 提到一樣,當代的不少社會運動都有暴力的畫面出現,譬如公認為英國最成功的公民抗命運動, 1990 年的反人頭稅運動,也是出現激烈的警民衝突而結束。我們當然應該提倡非暴力的抗爭,但就算連馬丁路德金也深知絕對嚴格的非暴力(面對警方強力的暴力清場,示威者都必須完全容忍)難以吸引群眾,因為它要求人們有很大的勇氣與正義感。因此,即使有抗命者在自衛中使用暴力還擊,我認為其他抗命者應該保持克制的同時,並不應過度譴責那些在自衛中使用暴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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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rreall, John, 1991. ‘The Justifiability of 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 in Civil Disobedience in Focus, Hugo A. Bedau (ed.), London: Routledge
陳宜中《當代正義論辯》
何懷宏《西方公民不服從的傳統》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ivil-disobedience/


公民抗命系列文章
1.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 Civil Disobedience (一)
2.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二):違法因此不正當?
3.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三):羅爾斯對公民抗命正當性的證明
4.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四):公民抗命必須非暴力?
5. 《與石永泰先生商榷:為什麼我們為公民抗命者入獄而不忿
6. 《梁天琦暴動罪案量刑爭論背後的法理學觀點 香港需要修復式正義的實踐
7. 《寫在佔中 9 子案戴耀廷結案陳詞後 雨傘運動是公民抗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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