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Carl Cohen:不參與民主政治的人民越多 民主體制越岌岌可危


在《民主是什麼?如何衡量一個社會夠不夠民主?》一文中,提到如果我們把民主視為一種社會體制,那麼這體制就是讓社會成員能直接或間接(可以)參與社會決策。

哲學家 Carl Cohen 認為,如果民主代著人民參與,那麼我們應該需要大部分人的參與。當一個社會上愈少成員參與社會決策,這顯示民主體制出現了若干嚴重問題,令人民無意或無法在體制中反映自己的意志。所以,低投票率向來是民主國家的警號之一。

要解決這項問題,必須要慎重區分不同類型的民主缺席者,並調查他們不參與的原因,才能恰當地評價與改善現行的民主體制。哲學家 Carl Cohen 指出缺席者至少包含以下幾類型:

一、因為法令或官方規定的條件而被禁止參與民主政治的人
民主體制總有些人因為法令或官方規定而被禁止參與民主政治。歷史上這種缺席者最廣為人知的便是女性。在古希臘城邦,即使實行直接民主制,婦女都是在法定上不容許參與民主政治活動。這情況直至現代女性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地開花,才有了顯著的改善。

這是古怪的。若然民主是人民的參與,那麼每個人都享有相同的政治權力,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不過, Carl Cohen  認為這想法並不一定正確。有些社會成員被排除於民主政治之外,似乎是恰當的。這些人包括未成年人士,罪犯,精神病患者與新移民等等。

一般來說,一個社會能正當排斥某些社會成員參與民主政治,主要理由是他們不具備合理的參與能力,譬如未成年者被視為心智未成熟健全,精神病患者則被視為缺乏正常的判斷能力,因此這兩類人都不能像一般社會成員那樣行使公民權利。

不過,如何判斷某些人不具備合理的參與能力,這顯然是含混的。就像未成年者不一定心智未健全,成年人也未必是理性成熟,用年齡作為判斷理性能力並不總是可靠。但同時,我們都清楚十歲的兒童不太可能具備理性判斷能力,三十歲的正常成年人則必然擁有投票權;這顯示我們希望用年齡來劃分一條線,以區分哪些人擁有合理的參與能力,哪些沒有。

用年齡作為劃線標準的問題是,它有時的確會引來一些錯誤的排斥(例如把一些具備不錯的心智能力的兒童排斥於外);但 Carl Cohen 認為只要我們盡力恰當地估算「在通常情況下一個人大略到了多少歲便具有心智成熟」,並以此為界線,也不失為具實行性與合理性的一般性準則。

不過, Carl Cohen 也提醒我們,以「合理的參與能力」為準則區分哪些人享有行使民主政治權利是很危險的。歷史上就存在著很多假借這原則為名排斥異己為實的事件。例如,聰明理會如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奴隸天生就是奴性,必須被管治才能正常生活」,以此理由來維護奴隸制;美國也曾把黑人理解成「不完全的人」而排斥他們在政治生活之外;有些政府則把貧困者視為沒有能力自理的人而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

這些假定在現今看來似乎都很荒謬,但當時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實,更莫說現今仍然有人相信這種說法。所以,我們應該時刻引以為戒,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某類人缺乏基本的參與能力,絕不應該把這些人排斥於民主政治以外。

另一種被法定地排斥於社會之外的人,主要是因為某類行為而喪失或被限制成員資格。這類人通常是罪犯,限制他們的政治權利理由通常是:他們的違法行為違反了建立社會的最基本元素,因此他們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力應該被剝奪。

還有一種是新移民。限制他們的公民權利的一般理由是:由於他們本身是在另一個社會生活,效忠於另一個主權或社會體系,而現在他們搬移居所到另一政治社會居住,則必須通過各種儀式、對所在地有所貢獻,或者願意融入其中,來顯示他們效忠現在的所在國,這才算是真正成為當地的公民,充分享有公民權利。

不過,新移民與罪犯是否應當被禁止參與民主政治,卻愈來愈受到哲學家質疑。

二、因為犬儒或冷淡而不參與民主政治的人
有一類社會成員,即使擁有權力參與民主政治,卻不太理會民主政治。我們通常稱這類人為「犬儒」或「政治冷感」。

如果社會政策實際上影響這些人,但他們卻不願意參與其中,其中一個解釋原因是:該社會的公民質素還未得以實現,民主過程難以有效運作。要提高公民質素是非常困難的任務,除了要有一套健全的公民教育,確保公民具有不俗的判斷能力外,也需要人民形成良好的公民品格,這些品格包括要客觀瞭解自己的選票具有影響力、能理性討論、願意妥協、能夠容忍和接納他人意見等等。

值得注意,雖然這類人不參與會減低民主的廣度,卻不一定對民主政治構成致命威脅。我們需要衡量這班人是否持續不參與、是否完全放棄參與任何決策,還是純粹放棄參與一些不太重要的決策,以及這類人佔社會全體成員的比例多少,才能設立恰當的改善方法。

三、自覺認識不深而不參與的人
有另一類社會成員同樣是自願放棄參與民主政治,這類人卻不同於犬儒者,他們是自覺自己一無所知才不願意參與。

雖然他們棄權會降低民主的廣度,但 Carl Cohen 認為在某種意義下,由於他們自覺一無所知而選擇棄權,我們可以說他們的選擇可能是好的,因為他們的不參與能避免損及決策的質量,變相促進了民主的深度,反而有利於民主。

不過,長遠而言,若然基於這動機而選擇棄權的人愈來愈多,仍是會對民主有害。因為民主的價值要能真正實現,應該是社會裡大多數成員都樂意(而且有能力)參與其中。如果愈來愈多人因這動機而選擇棄權,可能說明了社會裡有著某些結構性的缺陷,例如教育度不足,沒有時間或平台讓他們理會對他們有著深遠影響的政策。

四、對當下民主政治不認同的人
還有一種成員是自願不參與民主政治的,他們既不是對政治冷淡,也不是對政治不認識;反之,他們更可能是對政治充滿熱情與認識,才故意不參與民主政治。

這類人通常是因為兩種原因而故意缺席。一是認為所身處的政治體制並不公義,根本不承認當下的政治體制,因此決定不參與這個政治體制的任何活動,顯示自己不接受這政治體制。

另一種原因是因為選擇太小,例如選舉中候選人太少,或者可選擇的政策方案都不是他所欲求的,由於選項過少,他們無論選擇什麼,最終的結果都一定令人不滿意,因此乾脆棄權,以表示抗議。

人們之所以不認同而不參與民主政治,最顯然的原因是民主體制本身出現了結構性問題,導致這些人感受不到自己的意願能在民主體制中被注視;或者,民主體制根本沒能反映其公義特質,因而對民主政治表示失望與抗議。因此,當社會愈來愈多這類人,幾乎肯定那個社會的民主體制必須修正。

五、受社會壓力限制的參與者
最後一種是那些長期受到社會壓迫和排斥而放棄或難以參與民主政治的人。這種排斥源自於無形的、難以消解的社會偏見與習俗。在現今的美國社會裡,宗教少數派與黑人的遭遇就顯然屬這類人。雖然他們在法定上似乎已享有參與政治的權力,但在實際的社會環境下,他們與被排除在外沒有分別。

要令被法定禁止參與民主的第一類人重新參與民主,方法很簡單,就是透過修法直接消取這種禁止。但對於受社會壓力限制的參與者,由於社會壓力不是源於具形式的法律條文,也不顯而易見,因此不能透過技術上的修法而改善。

這種無所不在的社會壓力,將大大削弱社會成員對自治能力的信念,破壞社會成員對自己的信化,也破壞他與其他社會成員相互之間的信心;這將嚴重破壞健全的民主出現,因為團聚與信心是民主能成功的重要條件。

要令這群人重新參與民主政治,可說是沒有任何具體有效的方法。 Carl Cohen 對此提到一些建議,譬如透過公民教育與溝通,逐步減少對某類社會成員的歧視與偏見,也許能漸進消除這問題。

結論
最後, Carl Cohen 提醒我們,任何民主社會裡的缺乏者或多或少都包含了上述五種複雜情況,並且每一個類型的不參與者都可能有複雜的動機,並不只基於上述所說的原因而不參與民主政治。不過,這類分法仍不失為一重要指標,概括民主缺席者的各種類型,並說明不同類型反映哪類民主缺陷。

如果我們相信民主政治的重要,那麼我們就應當留意社會上不參與民主政治的人究竟是哪一類人、為什麼不參與。如果人人都注意這點,將能為民主帶來前所未有的改善。

參考資料
Carl Cohen (2013).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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