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及法學分析】新聞自由的六個要點


今年有一條通識題要考生指出「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可能出現的兩難困境」,在資料中又提到「新聞自由並不是絕對」。有讀書希望書生就此說幾句,甚至寫一篇範文。書生不寫範文,但可以非常簡要介紹一下「新聞自由」的重要法學和哲學分析。

1. 幾乎所有哲學家都會同意,自由不是完全絕對的,因為某項自由總會和其他自由或權益之間有衝突。例如言論自由和私隱權就可能有衝突。法庭和哲學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在於權衡各方的權益,從而調解其中的衝突,釐定自由的邊界。

2. 新聞自由一般包括採訪、報導、出版、發表、傳遞信息等自由。在之前一篇文章裡,書生曾提及新聞自由是「基本的個人權利」。這包含了兩個重要蘊意。

一是「個人權利」蘊涵人人都享有此權利。因此,原則上任何人都擁有新聞自由,新聞自由並不是由新聞機構及其成員獨享,法理上不存在「真/假記者」的區分。有很多地區反對政府建立官方的記者發牌制度,正是因為有違新聞自由。

二是「基本權利」蘊涵新聞自由具有凌駕性地位,意思是,當其他非基本的自由或權益之衝突時,新聞自由一般可以壓倒這些自由和權益。美國第一修正案所賦予的新聞自由幾乎沒有邊界,是最能體現上述精神。

3. 為什麼新聞自由如此重要?政府為什麼有義務保障新聞由由?在哲學上主要有三個論證。頭兩個論證是與支持保障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理據相同,因為新聞自由很大程度涉及表達言論和思想的自由。

第一個論證來自於哲學家密爾 (J.S. Mill) 的名著《On Liberty》。密爾認為如果沒有言論自由,那麼我們就難以發現真理。密爾認為今日被所有人視為真理的言論主張,他日都有機會被證明是錯(例如牛頓的自然哲學理論)。人總有出錯的可能,如果封殺言論自由,不讓人們交流信息、討論較真,就難以糾正錯誤,發現真理。密爾甚至認為即使我們相當肯定現時所掌握的知識是正確,讓錯謬的言論出現在言論空間之中,也能讓我們再一次確認為何現時的知識是正確,為何錯誤的信息是錯誤,令我們不會把知識視為教條。

第二個論證訴諸「自主原則」,同樣來自於密爾。密爾認為如果沒有言論自由,人們就難以合理地發展自己的能力,亦因而無法自由實現自己的人生。如果社會沒有言論自由,不允許人們就著各種觀念、價值觀、知識自由討論交流,而只允許一種聲音、一種思想,那麼人們就變成了被控制的機械一樣,沒法辨別正確的知識、無法自己選擇和決定想實現的人生。在這樣的社會,人們既沒有自主何言,也沒有尊嚴何言。人就活得不再像人。

第三個論證來自哲學家米克爾約翰 (Alexander Meiklejohn) ,我暫稱為「民主功能論」。它有別於前兩個論證,更著重於新聞的獨特性和社會功能。約翰認為在一個民主國家裡,公民需要充分且多元的信息作出明智的政治決定,而新聞報道、評論是認識社會大事的重要信息來源,所以新聞自由對民主社會有重要的功能。同時候,新聞界亦作為第四權或看門狗 (watchdog),確保有可能篡奪人民自由、權益的政府或機構受到獨立的監察和評價,發揮著民主社會裡的制衡作用。

4. 雖然新聞自由如此根本重要,但正如 (1) 所提到,它亦非完全絕對。例如通識題提到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就列出幾項限制新聞自由的元素。在當代哲學和法學討論裡,與新聞自由邊界相關的元素還有私隱權、仇恨言論、披露機密檔案、假新聞、煽動或分裂言論、誹謗罪等。這些與新聞自由衝突的元素帶來了相當迫切的問題,即我們應該用什麼準則作出權衡,從而劃定新聞自由的邊界才是正當的呢?

5. 今次很多人關注的是新聞自由和國家安全之間的衝突。它們一般涉及竊取及披露國家機密、諜報、煽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等言論活動。

正如 (2) 所言,英美世界一般視新聞自由為基本的權利,所以要限制它就必須有相當強力的理由。即使是涉及國家安全元素,都必須證明該新聞(言論)會為國家安全帶來迫在眉睫和嚴重的損害,才可以予以限制。換言之,這種限制必須要符合「必要性」、「相稱性」和「實質及迫在眉睫的利益損害」三個元素,不是隨便說「危害國家安全」就可以限制「新聞自由」。

基於此,例如普通法中的「煽動叛亂罪」就曾被評為「過時及對言論自由的無理侵犯」。一來我們難以區分一個對政府的批評屬異見還是煽動。其次,任何要求政府改變其體制的言論都可能視為煽動意圖,那豈不是令人民不能提出異見?三是所謂「煽動言論」往往難以單獨造成實質的煽動行為,要真正構成法律上的「煽動」,往往需要實質的行動或組織活動。

又譬如,即使在有所謂「披露國家機密罪」的國家裡,新聞工作者往往可以根據「公眾利益」作抗辯理由,這也指明了「國家安全」與「公眾利益」之別,後者更可凌駕前者。

6. 我們應該注意到在一個民主自由社會裡,政府一般尊重人民的自由,不會隨便作出限制。即使政府有時作出不合理的限制,人們可以挑戰政府的決策,可以挑戰不合理限制自由的法律、可以通過合法合理的程序修法,對公權力作出制衡的作用。為什麼香港人總是害怕基本法第 23 條「國家安全法」?正是因為從歷史經驗之中,我們察覺到港共政府從不尊重人民自由,人民亦沒有/難以用相關權力作出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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