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不可以做記者 專業與否由誰定奪?



5.11 《深學媒體》13 歲記者被警方帶走,引起了新聞工作者和大眾關注。

有業界人士質疑學生記者的專業,例如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發聲明提到「新聞採訪是專業工作,記者必須經過專業培訓才能勝任」,未成年中學生在衝突現場採訪「並不合適」;亦有記者稱「每吹奏一次13歲,就係對新聞工作者嘅一種侮辱」。

先不論學生記者是否具備專業能力,至少那名 13 歲記者面對來勢凶凶的防暴,仍然可以據理力爭地說出兩個可能連部分新聞工作者也弄不清楚的事實,就已值得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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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時他說:「香港沒有真/假記者之分。」

正確。香港並無官方記者發牌制度,在法定上並無「真/假」記者之分。「假記者」之說一直都是警方和政府胡扯出來的說法。理由如下:

1. 基本法第 27 條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意即任何香港居民都享有新聞自由的權利。

2. 1972 年新聞自由經典一案 Branzburg v. Hayes,法庭亦明確指出新聞自由和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一樣,屬於「基本的個人權利 (fundamental personal right) 」。

3. 官方發牌制度會將公民分成「擁有/不擁有新聞自由」,很可能違憲,這點在 2011 年聯合國意見書已清楚指出。

▍二. 「只要我在做報道,我就是記者,做新聞工作,就有權在此報道。」

正確。只要一個人從事報道、採訪、出版等工作,就可被視為新聞工作者或公民記者,不論該人有否隸屬傳媒機構,有否獲得官方或同業肯定。理由如下:

1. 2011年 聯合國意見書清楚指出「新聞工作 (journalism) 是由廣泛行動者共同擁有,這包括專業的專職記者和評論員,亦包括博客及其他以印刷、互聯網或其他方式自己出版的人。」

2. 2012 年 Cornec v Morrice 案,法庭指出「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新聞工作者與非專業人士之間的傳統區分已被打破。」

3. 2014 年 Slater v Blomfield 案中,法院肯定「一個定期向大量公眾傳播新聞的博客可以是記者 (journalist) 」。

4. 2016 年 Magyar Helsinki Bizottság v Hungary 一案,法庭肯定只要個人傳播信息是為了發揮「看門狗 (watch dog) 」的公眾監督角色,就可以享有新聞自由及與記者相關特權,政府須予以和專業記者相近的法律認可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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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質疑學生記者的專業,這可以討論,但由此偷渡地說學生記者無權出現在現場報道,這就和現今香港政府和警察一樣明顯不懂法律。

當然,成年人有責任保護未成年者的安全、記者亦應在確保自身安全環境下採訪,這點書生不否認,但從客觀環境去看,商場「和你 sing 」活動本來相當和平,造就危險的環境究竟是誰?明眼人看得出,當時對記者最大威脅的是本該保護市民和記者的警察。

家長和其隸屬機構確實需要為學生/未成年者負責,這點書生也不否認。所以書生呼籲家長和機構應盡量保護學生記者的安全,最好委派一名成年人在旁協助。

至於記者的專業,又由誰去界定?如果執著傳統媒體的專業操守和倫理,現在又有多少網絡媒體完全符合舊時的「專業」?自從社交媒體和公民記者的出現,新聞工作的範式已經轉移,外國傳媒工業界和學術界對「新聞工作」的專業和倫理問題都有激烈的爭論,所謂「專業」已不容易釐清。

香港同業亦嚴重缺乏相關討論,往往流於自話自說。也許每個新聞工作者都有對專業的自我要求,但以自己的尺去度人,又是否恰當?況且學生當記者,是一個充權的過程,能為業界帶來新血。在今場反送中運動,不少學生記者拍攝及報道出相當出色的新聞(例如城大編委),這些貢獻應該得到肯定。如果要質疑其專業,也要拿出確切證據出來,才是合理的批評,亦能促進同業共識和發展。

最後,書生嚴正要求警方尊重所有新聞工作者,警方除非有足夠合理證據懷疑當事人並無從事新聞工作且違法,否則無權以「非記協」或「非傳媒機構」的記者為由驅趕和逮捕現場的公民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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